美丽中国 | 走进福州藏书楼

　　福州山水俱佳、人杰地灵，自古便是书香之地。五代后梁时，翁承赞从长安辞官回闽，在《书斋漫兴》诗文中自豪地说：“过客不须频问姓，读书声里是吾家。”宋代理学家吕祖谦在福州古城送别师兄朱熹，有感而发写下：“最忆市桥灯火静，巷南巷北读书声。”明朝闽县人陈辉直言：“最爱凤池灯火夕，卧听四壁读书声。”晚清沈葆桢孙女、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林旭的妻子沈鹊应作诗咏叹：“莫谓索居苦，读书可解忧。”崇尚读书、爱好藏书、热爱教育，深深印刻在了福州人的文化基因里，成为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。

　　沿着三坊七巷，循着朗朗书声，追溯福地文脉根源，我们走进了一座座福州古代私人藏书楼。

　　一

　　福州又叫“三山”，“三山”海拔均不足百米，乌山86米，屏山62米，于山58米。三山皆名山，三足鼎立，深藏而不露。

　　于山地处市区东南隅，形状如巨鳌，上有鳌顶峰，边有鳌峰坊。于山北麓，鳌峰坊南，观巷蜿蜒。走进一座门口悬挂着“红雨楼”三字牌匾的素食馆，关于这一名称的由来，“馆主”小简娓娓道来。

　　“红雨楼”的主人叫徐木昂（1512年-1591年），明嘉靖年间贡生，官至永宁令，喜交游，好积书，建楼藏书。由于该楼四周遍植桃树，春天桃花缤纷，恰似“红雨”，由此得名。

　　在徐木昂的言传身教下，徐熥、徐火勃兄弟一生不仕，却嗜书如命，不停地捜书、访书、购书、抄书、编书、刻书并勤奋著书。兄弟二人著述宏富，流传至今的有《徐氏红雨楼书目》《红雨楼题跋》《幔亭集》《晋安风雅》《鳌峰集》等几十种，为复振闽诗风雅作出不懈努力。

　　徐氏兄弟收藏的图书，有的是向他人借回家抄的，有的是朋友赠送的，但大部分是自己购买的。徐熥“好侠喜义”，家不富却好周济，有“穷孟尝”之称。加之兄弟二人嗜书成癖、大量购书，本不富裕的家庭日渐拮据。徐熥39岁时英年早逝，此后“家食弥艰，不得不糊口于四方”，徐火勃靠修志增加收入，常常接受好友接济。

　　“可无衣，可无食，不可以无书。”徐火勃曾在《读书乐》《题绿玉斋》等文中写道，“余尝谓人生之乐，莫过闭户读书”“平身无长物，满壁琴书”。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，徐火勃偶得风寒在家养病，听到门外有人叫卖一部《丁鹤年诗》，他不顾家人反对，把买药的钱拿去买书，一口气读完全书，“顿觉心旷神怡”而“倏然病已”，成为当时佳话。

　　继“红雨楼”之后，徐氏兄弟还省吃俭用修建了“绿玉斋”“汗竹巢”“宛羽楼”“偃曝轩”，这五座立于山北面的藏书楼，成为当时福州的文化地标，藏书最多时达七万多卷，其中有不少是宋元秘本。“红雨楼”在福州文脉上留下了极其厚重的一笔，有学者认为，“红雨楼”所藏珍贵书目，远远超过当时的宁波“天一阁”。

　　难能可贵的是，徐氏兄弟提出“传布为藏”的理念，“贤哲著述，以俟知者，其人以借书来，是与书相知也，与书相知者，则亦与吾相知也，何可不借”，不论是谁，凡是到他家借书看的，他们总是以礼相待，端出茶水，拿出书来，“红雨楼”成为当时寒儒的求知所。

　　除徐氏兄弟外，晚明晋安诗派的核心人物曹学佺、谢肇淛、邓原岳等，均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。曹学佺（1574年-1646年）曾在北京、南京、四川、广西、陕西等地为官，他勤学不倦，嗜书如命，在“石仓园”中藏书达数万卷，“朝朝亲简册，日日弄雌黄。灯案三冬足，书橱两脚藏。”曹学佺是“红雨楼”的常客，与徐氏兄弟往来甚密，经常在一起吟咏酬唱，他还资助徐氏兄弟营建“宛羽楼”。

　　善聚善读，用心精勤。福州古代藏书家不是为藏而藏，而是把藏书同治学结合起来，他们既是藏书大家，同时也是著述等身的大学问家。据统计，曹学佺一生著书16部共1277卷，逾百万字，涉猎文、史、诗、词、曲、戏等，其中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收录的诗歌上起汉代、下至明代崇祯年间，时间跨度1600多年，共888卷，相当一部分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，同时他还是尝试编写“儒藏”的第一人，也是闽剧儒林戏的始祖、寿山石“田黄”的发现者。“藏书万卷、著书千卷”，曹学佺为福建乃至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。

　　走出观巷，进入鳌峰坊，这一带至今仍文脉繁兴，鳌峰书院修葺一新，福州格致中学、延安中学、福州教院二附小等周边名校林立，占据着福州教育文化的“鳌头”。

　　二

　　从福州西湖公园南门出发，沿着通湖路向南行走400余米，来到文藻河畔的林则徐故居。

　　林则徐故居又称“云左山房”，是清道光初年林则徐（1785年-1850年）为官后购建的旧屋，其中的主体楼“七十二峰楼”是林则徐的藏书地，楼内有一副其自题的对联“师友肯临容膝地，儿孙莫负等身书”，勉励后世子孙勤奋读书。据说这座藏书楼的大堂中，曾经悬挂着曹学佺的《贞松图》。

　　自幼饱读诗书、从鳌峰书院走出的林则徐，养成了坚韧向上、勤奋好学的品行。为官四十载，历官十四省，统兵四十万，不管身在何处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他从不间断读书与藏书，“在官时无日不读书，暇手一编，数十年寒暑不辍”。

　　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。林则徐这种“海纳百川”的气度，与他一生读书修身是分不开的。

　　爱书如痴的林则徐，还常常请家人好友帮忙搜集书籍。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，林则徐在福州给在外为官的大女婿刘齐衔写信，让其帮忙搜集文献资料。刘齐衔知道岳父是个爱书如命的人，及时将他所需要的资料寄回，林则徐后来又写了封信表示感谢。

　　林则徐的藏书数量大、种类多，其次子林聪彝曾据其藏书编成《云左山房书目》一书，按经、史、子、集、方志、时文六个部分排列，总计有1708种。如今，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师范大学、上海图书馆、福建省图书馆均有林则徐的藏书。

　　福州古代藏书家的家学渊源深厚，受诗书传家的影响，家族世代藏书不在少数，父子、兄弟藏书更是多见。龚易图家族七代藏书，叶大庄家族五世藏书，陈宝琛家族三代藏书，何蔚然、何治运父子藏书，李彦彬、李彦章兄弟藏书。

　　福州长乐人梁章钜（1775年-1849年）更是其中的典型。梁氏为书香世家，从梁章钜往上数十六代，每代都有人获取功名，藏书是梁家世代必行之事，其叔父梁上国是乾隆年间进士，也是清朝著名的藏书家。纪晓岚曾说：“闽中巾卷世家，以长乐梁氏为第一。”

　　走进三坊七巷中的黄巷36号，来到了梁章钜故居。唐代闽中大儒黄璞曾任崇文馆大校书，中年后在此建起一座藏书楼，因全楼涂抹成黄色，而命名为“小黄楼”。数百年后，梁章钜买下黄璞故居旧址，新建藏书楼，命名为“黄楼”，将由京师带回来的大量金石图籍贮藏其中，经常邀请友人前来吟咏唱和。

　　梁章钜累官至广西巡抚、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，配合林则徐主张禁烟。清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），梁章钜从家乡进京任职，路途中写下一首《载书谣》，不仅随行五车尽是书籍，还一路行一路买，不亦乐乎，“余性喜购书，宦游江南所得愈多”。在全国各地为官几十年，闲暇时，他四处探访，广为搜集，他在《归田琐记》中自记藏书之好，“非书籍无以自娱”。祖传藏书，四方购书，勤奋刻书，朋友赠书，梁章钜的藏书达10万余卷。

　　梁章钜一生勤于著书，共有著作70余种，被称为清代著书最多的地方大员，林则徐在给他写的墓志铭中赞道：“仕宦中著撰之富，无出其右。”他编写的《楹联丛话》，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楹联的著作，被楹联界誉为“开山之祖”。

　　彼时的福州城，书香弥漫，藏书楼林立，藏书之家比比皆是。除了梁章钜的“黄楼”外，林佶的“朴学斋”、李馥的“居业堂”、郑杰的“注韩居”等，藏书均在10万卷以上；萧梦松的“名山草堂”、叶观国的“绿筠书屋”、谢章铤的“赌棋山庄”等，藏书也在5万卷以上。

　　清康熙以降，以鳌峰书院、凤池书院、正谊书院、致用书院为代表的官办书院的繁荣，以及马尾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的兴起，使福州读书、藏书风气更趋浓厚。

　　三

　　螺洲，又叫做螺江，因为盛产柑橘，被称为橘洲；又因为鲜花甚多，也叫做百花仙洲。螺洲位于南台岛的东南端，离福州市中心20余公里。

　　螺洲陈氏是近代福建最显赫的官宦世家之一。螺洲陈氏第十三代陈若霖于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年）中进士，官至刑部尚书，好收藏金石书画，建有“赐书轩”，藏书达五万余卷。从陈若霖算起，螺洲陈氏子孙陈景亮、陈承袭、陈宝琛、陈懋鼎等，连续五代出进士。其中，陈若霖的曾孙陈宝琛（1848年-1935年）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，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。

　　中法战争后，陈宝琛因荐人不当被贬回乡。陈宝琛在螺洲先后建成“陈氏五楼”——赐书楼、沧趣楼、还读楼、晞楼、北望楼五座藏书楼。陈宝琛长期在武英殿、国史馆任职，参与《德宗本纪》《德宗实录》的编纂，接触到不少珍贵图籍，从内阁抄录了不少秘本孤籍。作为溥仪的老师，陈宝琛得到不少“赐书”，他还收购谢章铤“赌棋山庄”、许贞干“味青斋”等著名藏书家的珍本。“陈氏五楼”藏书十余万卷，其中有不少是绝世孤本、私家秘本、珍稀手抄本，有“清末甲于全闽”之誉。

　　晚清榕垣，与帝师陈宝琛齐名的，还有福州“北门龚家”后人龚易图, 二人望重士林，人称榕城“南陈北龚”，城北龚易图的“大通楼”与城南的“陈氏五楼”交相辉映。

　　龚易图（1835年-1893年），清咸丰九年进士，官至广东按察使、湖南布政使。“北门龚家”世代为书香门第、官宦之家，祖上世代多为著述、刻书、藏书之人。龚易图的玄祖龚一发官至云南镇南州知州，嗜好藏书，聚书万卷。高祖龚景瀚官至兰州知府，更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，曾藏书三万卷。龚氏家族七代藏书，在龚易图这一代达到了顶峰，藏书超过16万卷。

　　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，龚易图在福州乌山西侧兴建“双骖园”，院内筑“乌石山房”用以存贮藏书。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，龚易图辞官回到福州后，潜心著书、广置园林，修建集厅堂、居室、祠堂、园林于一体的“三山旧馆”，其中藏书楼“大通楼”楹联为：“藏书岂为儿孙计，有志都教馆阁登”。“大通”为“大家通用”之义，藏书楼由专人负责管理，并让亲友及邻里子弟好学者上楼阅读抄校。

　　在“经世致用”的思潮和学风带动下，福州藏书家展现出开明通达的一面，他们主张“藏以致用”，化私藏为公用。“善藏书者，不藏于私而藏于公”，陈宝琛把毕生精力积聚起来的藏书捐赠给福建各大图书馆。从徐氏“红雨楼”散出的书籍，也以各种方式进入了公共图书馆，目前福建省图书馆善本室还保存着不少盖有“红雨楼”印章的古籍，这些古籍成为专家学者和高校学子开展学术研究的“宝藏”。

　　福州何其有幸！在那个刻书不便、一书难求、古籍难存易失的年代，一大批私人藏书家嗜书成痴、爱书如命、世代传承，体现了古代文人的雅情逸趣，出现了书声满城、人文渊薮的文化现象。

　　福州何其有幸！一批士大夫在外为官政声卓著，晚年归隐返乡，兴建藏书楼和书院学堂，藏书、著书、教书，筑起了一座座文化宝库和精神灯塔，众多学人从中得到文化熏陶和知识滋养，名人辈出，群星璀璨。

　　福州何其有幸！一代代私人藏书家以广阔的胸襟，“传布为藏”，“流通开放”，甚至无私将藏书捐出，最终以百川归海之势，汇聚到近现代公共图书馆中，历代珍本由此传藏不辍，历经数百年风雨，闽都文脉得以绵延不息。（陈金来）